建党百年谈中国百年工业化进程
作者：郭克莎，华侨大学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
今年，举国上下都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就，使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发展为一个日益富强的工业大国。回顾百年历程，有很多重大的成就和经验值得认真总结，这里仅就中国百年工业化进程谈几点认识。一、 改革开放前工业化进程的地位和作用
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世界工业化的实践看，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同义词。工业化的主要内容是工业及相关产业普遍发展，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持续增加，带动人均收入水平或经济水平（人均GDP）不断提高，而工业部门的零散发展只是工业化前期的一种表现形式。旧中国曾有过近代工业起步和发展的历程，如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工业、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随后几年也有民族轻工业在沿海地区的较快发展。但仅有区域性工业部门的零散发展而没有大规模的非农产业化，没有工业生产体系的形成和持续性经济增长的过程，本质上只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起步阶段，属于工业化前期的一些经济发展现象，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进程。新中国成立时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重工业水平不仅远低于美国，与印度相比也有很大差距。中国工业化进程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建设中才真正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前27年的工业化探索，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改革前，中国在缺乏经验和借鉴的条件下，动用国家力量进行了全力推进工业化的探索，出现了片面、冒进等一些严重的失误，现在否定的观点或批评的意见比较多。但总的看，有探索就会有失误，而历史性功绩还是重大的。用改革开放以来的眼光去审视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道路，容易出现求全责备的一定偏向，就像一个老年人回头去看青少年时代的经历，总会发现走了不少弯路，总能找到许多失误的地方，但这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因为年青必然缺乏经验，现在的成熟是挫折带来的。仅就工业化的评价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值得深入分析：一个是推动工业化的方式问题，即计划经济推动工业化的问题；另一个是工业化的战略问题，即片面推进重工业化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计划经济推动工业化有其不可忽视的独特作用。就资源配置方式来说，计划经济的配置方式不如市场经济的配置方式有效率，而且容易出现一些人为的重大失误，但以计划经济方式推进工业化可能是中国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在工业基础很差的条件下为了实现赶超目标或缩小国际差距而作出的一种不得已的政策选择。现在反过来看，如果中国工业化从一开始就由市场机制去导向和推动，可能走了一条轻工业化的道路，虽然有利于人民收入、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市场规模的发展，但不利于重工业部门的较快建立和发展，不利于工业化技术基础、生产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当然，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过度追求建立工业化基础和实现经济赶超的目标，实施了片面推进重工业化的战略，也出现了牺牲人民群众生活需求、导致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依靠市场经济方式推进工业化则可能出现相反的问题。改革前工业化过程的几次经济波动和结构调整，是用计划经济方式去纠正计划经济的失误，而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导向的工业化也出现了轻加工业过度扩张而导致重工业发展遇到瓶颈的问题，不得不采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去调整市场经济产生的结构问题。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的工业化本来就缺乏一般性的规律，加上制度条件的不同，我们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改革前过度强调和推行重工业化战略，是与中国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相联系的，也是与社会主义国家推进工业化的条件相联系的。大国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大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不可能走依靠外国支持、技术进口等一般小国经济常走的道路，这不仅因为外国支持、技术进口等所占的比例不可能较高，而且因为这个道路必然受到制度因素、交换条件等高昂代价的制约，所以面临的是一个需要争取自立自强的重大政治经济学问题。当时的社会主义中国推进工业化和发展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建立独立自主、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而这个工业体系最重要的产业技术基础就是重工业。如果改革前没有采用计划经济方式去推动工业化进程，到改革开放初期能不能有同样的重工业基础？二、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进程的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确立了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增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推进工业化中的资源配置效率明显提高，因重大决策失误导致经济大幅波动的情况明显减少。同时，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主要特点都与市场化改革相关，出现的问题也与市场失灵现象或市场体制不完善有关。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取消指令性计划、减少指导性计划、放开和下放管理权限、推进国企国资体制改革、鼓励支持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等方面，其中对工业化进程有重大影响的一个方面，是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全面发展，实现了市场经济与工业化并进的微观主体的再造。由于工业部门改革开放时间较早、推进较快的原因，民营经济多数集中于制造业领域，成为发展市场经济和推进工业化的基础力量，大大增强了新时期工业化的活力和动力。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工业化快速推进和经济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那么民营经济这个新兴的市场主体在其中做出了最主要的贡献。也要看到，目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并关系到中国工业化演进的前景。问题在于，大量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分布在传统制造业领域，面对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中小企业技术改造的任务很重，转型升级面临很多困难，生存和发展的压力较大。这里面既有工业化阶段或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带来的影响，也有市场化改革尚未到位而导致的体制机制问题的制约。作为中国工业化生力军的民营经济的发展趋向和道路选择，关系到中国工业化的深度推进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一个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推动工业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调动各地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中央推进了放权让利的改革，其中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举措有两条：实施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改革；对市县政府下放土地出让权利。这使得地方政府拥有了两个重要的抓手，在扩大地方投资、加强招商引资等方面有了很大的用武之地，增强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地方政府不仅是工业化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而且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市场主体，直接统领本地企业、运用本地资源、谋划战略布局，与其他地区展开加快工业化的市场竞争。地方政府推进工业化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制定和实施地区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二是建立不同类型的工业开发区和产业园区；三是全方位开展各种形式的招商引资活动。在这种发展和竞争的实践中，各地创造了丰富多样的工业化模式，如“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晋江模式”“温州模式”等，对中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起了独特作用。同时，各地工业开发区、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等的建设，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发展、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对加快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地方政府的作用和地区之间的竞争，成为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动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农村工业化快速兴起，大量乡镇企业相继创立和扩张，而城市化的发展相对滞后，落后于工业化的进程。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由于乡镇企业多数实行了产权改造和企业改制，农村工业化向城市工业化转移，东部沿海城市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工业化与城市化趋于融合发展。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以来，工业化速度逐步放缓，而服务业的大发展带动了城市化进程，在房价大幅上涨的影响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分离。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发展变化中，房地产市场的作用经历了由促进到扭曲的过程。促进作用表现在，当工业化带动人口流入城市的阶段，正是住房制度改革后商品房市场大发展的时候，房地产市场为新的城市常住人口提供了市场化购房和租房的有利条件。而扭曲的影响表现在，当人口城市化进入快速演进的阶段，房价和房租的持续性过快上涨给工业化的转型升级带来了不断加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房地产市场长期高度扩张产生的巨大需求导致钢铁、水泥等传统工业的比重居高不下，房地产企业的高利润率影响了制造业企业创新发展的动力，这制约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限制了工业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二是在人口和产业高度密集的沿海大城市，高房价、高房租对新就业人群和新创业企业形成了很大压力，不堪重负的城市化与需要转型的工业化产生了尖锐冲突，城市高房价使新就业者、新创业者的生活和发展成本过于沉重，对工业化高质量发展所需创新性人才、创新性企业的进入形成了制约。三、 新发展阶段的工业化进程和战略取向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2021年开始，中国已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工业化进程将与现代化进程同时推进，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以往学者们分析判断中国工业化的阶段，大多数依据钱纳里等经济学家从世界各国工业化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一般模式。笔者也曾经以人均收入（人均GDP）水平为主要依据，以非农就业比重和工业增加值比重为辅助依据，综合分析判断中国工业化的阶段。最近有人提出，中国的工业化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不能以国际上的一般判断模式为根据，应该创立中国自己分析工业化阶段的模式。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需要指出的是，其他国家的一般性模式对中国仍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应当把中国国情与国际经验结合起来，并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概括工作。这里提出一条简单的分析思路，就是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按照党中央关于“两个一百年”长期发展目标的战略安排，把工业化阶段理论与中国的收入发展阶段和现代化建设阶段联系起来，分析判断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和完成工业化的时间。中国在2009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大致从2010—2012年开始，中国的工业化总体上进入到后期阶段，但由于不同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差别很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还比较突出，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的上半期。其基本特征是，中国已成为一个工业门类齐全的工业化大国，但还远不是一个工业化强国。如果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预计到“十四五”时期结束即2025年左右，中国将稳步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此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人均GNI）仍将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继续推进经济发展仍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的主要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工业化将进入后期阶段的下半期，大多数地区将先后完成工业化任务，并加快推进工业现代化建设。到2035年，中国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工业化也将全面完成，逐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中国在全面实现工业化并跨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后，将再用15年时间推进三个方面的建设：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二是全面推进城乡经济服务化发展；三是全面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水平。到了新中国成立100年或2050年，中国将实现这三大任务，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十四五”时期到2035年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立足于工业化后期阶段的基本国情，继续推进工业化发展、完成工业化阶段任务仍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为了顺利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必须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这又要依靠工业中高速增长和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在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明确两个重要的战略性问题：一是防止过早去工业化，促进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平稳较快增长。近10年来，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下滑，2019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下降到26.8%，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并导致经济增速不断下行。应当警惕、防止这种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从理论上说，在工业化后期阶段上半期，工业总体上仍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在条件，市场消费需求和固定资产更新投资仍可能拉动工业增速的回升，应加强对工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同时，从现在高收入大国的历史经验看，这个阶段能否有效推进工业化进程，关系到能否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和完成工业化阶段的使命。二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化进入了后期阶段，标志着制造业具备了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条件，并成为支持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力量。要充分发挥好制造业在这个阶段的战略性作用，依靠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带动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支持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市场与政府的作用问题一直是经济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走了一条不断增强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减少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道路，同时也在不断探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完善有效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应当指出，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政府需要发挥不同的作用，同时要有不同的作用特点。有关国际比较表明，现在市场经济发达的高收入大国，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或工业化后期阶段上半期普遍实施了制造业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主要原因是这个阶段大国经济的制造业发展面临着推进产业升级的艰难选择，也面临着更为普遍和激烈的国际产业竞争。借鉴国际经验，中国在新发展阶段要继续完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和机制，并深入研究工业化后期阶段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方法和路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研究制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长期战略。要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趋势，深入研究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发展面对的技术制约和国际竞争，在整合和优化已有各类制造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提出更适应新的国际大环境、更具有长期竞争力的制造业发展战略思路。二是研究实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产业政策。基本政策方向是，根据中国工业化后期阶段的产业结构升级需求，鼓励发展包括逆比较优势取向的各类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大力推进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改造，积极支持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的发展和应用。主要政策手段是，以给出产业政策信号为主，以动态产业政策支持为辅，对所有竞争性企业一视同仁，加快净化和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研究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领域和有效方式。工业化后期阶段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一个最重要内容，是依靠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特别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工业尤其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把深入实际调研与大胆理论探索结合起来，努力找到中国新发展阶段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领域和有效方式。对于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方面动力不足的产业领域，应深入分析其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及其原因；对于深化改革开放方式的选择，重点是激发产业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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